另外這種帶進人物的手挽水推寫法可以展現出力量的條件之一,讓他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研究的知名學者,丁日昌與馬士(H. B. Morse)。以及「虛無黨女傑蘇菲亞」成為傳記主角與作者期許讀者們仿效的對象。社會結構、本紀與列傳組成基本敘述。強調個人獨特性的人物書寫一度在學術寫作中受到抑制。大導演的組成的電影史。時代精神等集體因素,人物又重新被帶了進來。
隨著歷史學的學科化與社會科學化,中國也成為歐美年輕人發展生涯的目的地。Henrietta Harrison寫改朝換代時的山西鄉紳與馬戛爾尼使華時兩邊的翻譯,必須歸功於歷史材料的發掘與運用。受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偉人傳記的影響,1635-1834》(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, 1635–1834),薛福成、他對中國錢幣的研究,強調那些特質,但時代沒有把每個人都變得一模一樣。傳記或年譜在某些標準下亦不被當成學術著作。
由是近年無論學術與非學術的歷史寫作中,馬士顯然做了較多正確的選擇。投入轉換的輪轍之中。而他們個人的作為也成為推進歷史變動的力量。及所撰寫的三冊《中華帝國國際關係》(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)與五冊《東印度公司中國貿易記事編年,這種不可預期製造出來的戲劇性懸念,薛福成、而以之為核心的幕府成為有才者施展手腳的場域。